安知虚无之事,未有任什么人能再写出来啊

图片 1 姐姐放了一盏茶杯,让我展开想象,写一部长篇小说。很明显,她希望我保持缄默,不再败坏外甥的兴致。凭我的智商,解释动画片的剧情,总是轻而易举。
   我安静地坐在树荫下,端详桌上的茶杯。它乃小容器,口沿较直,有点像微型水缸。儿时,邻家菜园里的水缸,就是这个模样。
   以前,我写文章,实非难事。六岁博览群书,七岁握笔行文,八岁写成长篇。当然,那些马粪纸早已散佚,故事随风飘零。幸好,我还记得序文——
  “余喜观微景,神游其中,欣然乐趣无穷,思悟一草一木,皆有人之情。庭院一石,委于墙下,阴苔遍生。及身世颠簸,阳光直射,于微观世界,始见天日。
   盖阴阳转换,未有竟时。天圆地方,寥廓苍茫,亦不过如此石。维人观蝼蚁而戏之,何目观人而哂之?不知周梦为蝴蝶欤,蝴蝶梦为周欤?私拟传奇之语,安知虚无之事?”
  我所说的石头,曾在邻家土墙下,是灵感的外化。然而,当我读过《伤仲永》不久,一场意外令我丧失想象力。从此,我再也写不出小说了。人们说:“多可惜的孩子!”
   很少有人叫我的名字,即使叫了,我也不答应。我给自己起个名字,就叫“仲永”。
   姐姐故意为难我,毫无想象力的人,怎么可能写小说?况且,我的面前只有一盏茶杯。
   无聊至极,出去散步。街对面有一所小学,附近是五花八门的补习班。又到了暑假,补课的孩子很多,全由家长接送。孩子们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傻锁背着儿子过马路,进补习班前,他又给儿子灌饮料了。那饮料我喝过,甜得发苦,有一股敌敌畏的气味。我猜想,他儿子除了吃喝拉撒,什么也不会。
   饮料瓶空了,丢在街旁。农药味丝丝缕缕,弥漫在学区的上空。
   “傻锁——”他返回时,我喊了一声。
   他天生“四白眼”,小时候智商低下,没有自己的思想,唯一的优点就是听话。现在,他坐进了办公室,每天抽烟喝茶,管理一帮动脑者。
   他瞟了我一眼,竟然扬长而去。对我公开藐视,好像理所当然。
   想当年,他傻里傻气,木讷呆板,经常被我取笑的。
   傻锁家的房后,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园。韭菜密密匝匝,煞是可爱。一次,我看见他拿着剪刀,像修草坪一样,剪掉了冒尖的叶子。
   我问:“为啥给它们剃头?”
   “俺爹说,不管是啥,一律整齐划一。那样子才好看!”
   难怪,菜园里长不出稀罕物。傻锁的父亲很严厉,平日不苟言笑,据说脑筋灵活,生财有道。我也曾纳闷,粘上毛就是猴的人物,咋生个傻儿子?
   那时,我已上一年级。傻锁在自家菜园浇地,因为入学考试,答不出春天下雨还是下雪,学校不肯收他。他爸就成了他的老师。
   傻锁五大三粗,浑身是劲,瓢往缸里一伸,装满水,用力扬出,亮晶晶的水点,霎时绽放花朵。原来浇地这么有趣!我的心跟着痒痒起来。可是缸高水浅,垫脚也无济于事。
   菜园里有塑料盆,我让傻锁倒些水来。他不肯。
   “脸盆只能洗脸,菜盆只能洗菜。俺爹说的,浇地只能用缸里的水。”
   面对这样的“死心眼”,我无可奈何。但浇地的乐趣,诱使我再次尝试。一手抓着瓢,一手巴紧缸沿,用力蹿跳,结果大头朝下,栽进水缸里。
   挣扎与获救的过程,我浑然不知,醒来时,发现头上缠着纱布,脑壳隐隐作痛,好像缺点什么。
   我问傻锁:“你力大如牛,为啥不拎腿救人,非用石头砸缸?”
   傻锁嘿嘿地笑说:“俺爹教的——司马光砸缸。”
   土墙阴影下,赐我灵感的石头,终于见了天日。转换的命运,如笔下的传奇故事。它砸碎了缸,砸破了头,砸丢了我的想象力。
   傻锁迈着官步,大摇大摆地走了。明天,他要上班,而我呢?
   回到老宅子,桌上的茶杯不翼而飞。外甥看完动画片,正在香甜地吃饭。外甥十岁了,姐姐还用勺子喂他。
   姐姐说,茶杯盛了酸酸乳。长篇小说不用写了。
   小说终究没写成,我怅然若失。高大的水缸没有淹死我,而我的思维却盛不满一盏茶杯。   

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方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吗?”我问。 “没问题。塌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2004年3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1989年9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决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 20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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