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吕凡凡都清楚,戴向军把他想

新葡萄京娱乐场手机版,戴向军并没有在柯正勇面前说大话,天安寻呼开张的第一天果然就推出“入户送机”的优惠政策。不过,并没有像戴向军说的那样不做宣传,而是头一天做了大量宣传,几乎在南都的每一份报纸的头版同时做了广告,用戴向军自己的话说,这叫“集中统一轰炸”,结果,还真发生了用户挤破门的事情,比如位于小北花圈的营业部当天就把门挤破了。这样的场面当然是戴向军所希望的,他恨不能挤死一两个人,造成大轰动最好。虽然最终并没有挤死人,但天安寻呼的横空出世以及开张第一天就推出如此优惠的营销手段,对南都的寻呼市场冲击是不言而喻的。说实话,这不亚于一场地震,在南都的寻呼业内引起激烈的震荡。佳信和万通自不必说,他们本来就受南国的挤压,好不容易多次联手打价格战刚刚取得三足鼎立的市场平衡,突然被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天安打破,当然不甘心,于是立刻连夜开会,商量对策,并且屏弃前嫌,主动与南国修好,打算三个老大一起把新生的天安传呼扼杀在摇篮之中。但是,当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放下架子主动约见吕凡凡的时候,吕凡凡的反应相当冷淡。先是说事发突然,我们应该先搞清楚天安的来历,然后再商量对策,后来被佳信和万通逼紧了,才不得不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吕凡凡说,据她了解,天安的背景是华安集团,来头很硬,我们动它不得,既然如此,不如大家和平相处,共同建立价格同盟,在新的平台上建立市场平衡。对于吕凡凡的这个态度,佳信和万通肯定不能认同,他们甚至怀疑天安是从南国分离出来的,是吕凡凡专门用来挤兑佳信和万通的一个新花招。再一调查,果然发现天安的主要人马几乎全部来自南国寻呼,包括副总经理周柏林都是从南国过来的,于是,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怀疑,两家一商量,觉得既然南国先不仁,就不要怪我们不义,商量着用非正常手段回以颜色。 不用说,佳信和万通是冤枉吕凡凡了,因为天安出现,最大的受害人恰恰是吕凡凡自己,戴向军不仅从她那里挖走了很多人,而且还伤害了吕凡凡本人的情感。 吕凡凡是恢复高考后北京邮电学院第一批大学生,在此之前,她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国营农场。受父母遭遇的影响,吕凡凡从小就政治上早熟,思想上要求进步。在国营农场,为了要求进步,吕凡凡真正做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农场割胶,别人天不亮起床,而她半夜就起床,等别人顶着头灯来割胶的时候,吕凡凡已经接了大半桶,所以,早在上大学之前,她就光荣入党。到北京邮电学院后,同样因为表现突出,很快担任系团总支书记。1982年大学毕业时,学院有意留她担任政治辅导员,但吕凡凡不同意,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青春,结果,分配到南都邮电局。邮电局主要领导也是北京邮电学院毕业的,十年动乱受排挤,刚刚担任党委书记一职,很希望使用一批新人,一看吕凡凡的档案,立刻就安排她到团委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诉她,一年之后担任团委书记,享受正科待遇,还委婉地暗示,团委书记是党委办公室的既定接班人,而党办主任又是党委副书记的最佳人选,总之,只要她走团委这条路,政治前途不用她操心了。可吕凡凡坚决要求下基层,不是下到分局,而是下到邮电所。一年之后,吕凡凡担任所长,两年之后,国家明确提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吕凡凡趁势升任分局副书记,正式进入第三梯队。正当吕凡凡即将进入市局班子的时候,通讯业迎来了新发展,诞生了传呼机,南都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率先成立传呼公司,但一把手的人选成了大问题,想去的人领导不放心,领导放心的人自己不愿意去,比如吕凡凡,在局长看来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但她是即将进入局领导班子的人,关键时刻让她去负责一个前途未卜的下属公司,不是对她的政治前途不负责任吗?这时候,吕凡凡主动请战,随了领导的心愿。 刚开始工作并不顺利,主要是客户量少,企业亏损,加上服务没有标准,服务质量没有保证,恶性循环。吕凡凡认真总结经验,找出主要矛盾,对症下药,通过组织业务骨干到香港考察学习,请香港老师来南都进行专业培训,更新设备和大力宣传,才渐渐有了起色。但好景不长,大众刚刚接受这种新的通讯方式,就冒出了佳信和万通与之竞争,好在南国先入为主,又是邮电系统的“亲儿子”,总算保持住南都老大的地位。 总之,吕凡凡自成年之来一直以英雄人物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改造世界观,赢得了组织的信任,取得了很大进步,曾经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在南都的寻呼界,对手们虽然对她恨得咬牙切齿,但对她个人的能力和人品还是非常佩服和尊敬的。吕凡凡也因此获得了许多荣誉,品尝了成功的喜悦。但是,她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最大的代价莫过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婚。在国营农场时期,她也有过萌动,但只要这种萌动在大脑中一闪念,吕凡凡马上就在心里斗私批修,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责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于是,马上以学习毛主席著作或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消除这种资产阶级臭思想。上大学后,由于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工作忙,学习更忙,加上当时并不提倡大学生谈恋爱,自己作为学生干部,更不能带头考虑影响学习和工作的“个人问题”,所以,尽管有男同学打过她的主意,但一看她那大义凛然的样子,知难而退,转而追那些平和一些的女同学去了。大学毕业到南都市邮电系统之后,本来一直教导她当心资产阶级臭思想的母亲开始主动过问她的婚姻大事,直到这时候,吕凡凡才正式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但是,这一考虑不要紧,却意外地发现与自己年龄、学历、思想水平相配的男人几乎没有了,好不容易发现一个看上去顺眼并且谈得来的,一打听,竟然不是有老婆的就是离异的。吕凡凡第一次谈恋爱,当然不能充当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也不愿意把自己纯洁的心灵和肉体奉献给一个不久经沙场的情场老手,想着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生在于奋斗,所以,虽然单身,倒也生活自在。当上南国寻呼的掌门人之后,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巨变,加上经历市场的摔打,吕凡凡思想“退步”了一些,对许多以前根本看不惯的现象也能抱宽容的的态度,同时,感悟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英雄和普通人同样都是草木一春,开花结果才是最大的本分,于是,开始注重穿着打扮和自我保养,果然让自己容光灿烂,光彩照人,像南都木棉花,虽然不是玫瑰绽放的季节,但照样火红火红地灿烂地敞开心扉,随时准备迎接随风飘荡的花粉。戴向军就是在这个时节闯入了吕凡凡的生活。 那是一种让吕凡凡觉得身边有男人的生活。戴向军像一个默默的追求者,悄悄地为吕凡凡做着一切。一尘不染的车,散发春季里新鲜油菜花清香的天伦味,舒缓撩人的经典小提琴曲,以及追随自己款步走入单元的深情目光,都让吕凡凡体味到一种被崇敬被呵护被向往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催促体内雌性荷尔蒙加速分泌,从而表现为出少女般的滋润和温情,于是,不知不觉间,吕凡凡像是生活在闪光灯下,每天都感觉有无数个镜头对准自己,使她不得不时刻保持最佳的精神面貌和优雅的仪态,穿着一步裙出现在戴向军视野当中的时候,不知不觉让移动的步伐在两个光滑的膝盖内侧产生轻微的摩擦,使自己的仪态更像怀春的少女。她甚至因此而产生幻觉。有一次应酬到半夜才回家,恍惚中感觉追随她上楼的不是戴向军的目光,而是戴向军活生生的人,而且,这个活生生的戴向军一直跟随她到了床上,躺在她身边。刚开始,戴向军是侧身看着她,后来,忍不住像鸡啄米那样迅速而轻柔地亲吻她一下,仿佛是在试探吕凡凡的反应。吕凡凡绷着自己,装睡着,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戴向军的胆子大了一些,开始轻轻地但却是实在地亲吻她。由于是侧面,所以先是亲耳朵,然后亲脸,最后终于亲吻到吕凡凡的嘴。而一旦亲吻到她的嘴,戴向军的胆量就彻底大了起来,由原来的轻轻地亲,变成大力地亲,并且一直从嘴角外面亲吻到嘴巴里面,从脖子亲吻到大腿之间。直到戴向军把她的两个腿分开,肆无忌惮地把舌头伸进她最私密部位的时候,吕凡凡绷不住了,突然张开双腿,紧紧地把戴向军夹住,敞开双臂,用力地把吕凡凡抱住,并且“哇”地一声叫起来。 不用说,吕凡凡失态了。但情有可原,因为毕竟这是吕凡凡四十年来的第一次。既然是第一次,难免有些激动过分,而一过分,吕凡凡就惊醒了。醒来一看,傍边并没有人,既没有活生生的戴向军,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男人,但奇怪的是,自己竟然一丝未挂,而且浑身湿漉漉的,像是真正经历了“第一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吕凡凡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吕凡凡并不是自作多情。感觉是互相的。事实上,当时戴向军对吕凡凡也产生了依恋。他忽然发现,从本质上说,他是个追求成功的人,无论是以前在部队,还是后来到证照中心,以及在南国当“卧底”,虽然表现的形式不相同,但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追求成功。因此,戴向军对凡是成功的人都佩服,都景仰,包括在部队的时候对首长,转业之后对柯秘书长,以及现在的对吕凡凡。不过,因为吕凡凡是女性,所以,这种佩服和景仰就慢慢地转变成了爱慕。 是的,戴向军爱慕吕凡凡,加上当时他在南都是单身,所以,这种爱慕在夜晚就有机会在内心消化、提炼、升华。当时戴向军甚至想象过自己与吕凡凡的可能性,但他并没有像吕凡凡那样想象得具体和深入,而仅仅是想象了一个开头就没有敢继续往下想。因为他已经变得现实,对于自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东西不愿意花无谓的时间想得太多。在戴向军的骨髓里,还存在着男人不能比女人弱的观念,他认为当时的吕凡凡已经是非常成功的大企业家了,而他自己除了通过钻国家政策的空子赚了一点钱之外,一无所有,一无是处,而他赚的那一点钱与一个真正的大企业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所以,至少也要等到自己的天安公司成立并能与吕凡凡的南国寻呼分庭抗礼之后,他才有资格来考虑自己对吕凡凡的爱慕。于是,当时戴向军的真实想法就是三个月一到立刻离开南国,去开创自己的天安帝国。 到了真要离开南国的那一天,戴向军几乎一天没有说话,默默地为吕凡凡更新了天伦香水,把车子擦了又擦,祈祷着这一天无限漫长,他就这样一直擦下去。但那一天不仅没有延长,还仿佛比平常更短一些。当一天终于过去,吕凡凡终于下班的时候,戴向军不敢正眼注视吕凡凡的目光,怕一对视,他就收不回来,如果那样,就是对吕凡凡最大的不尊重了。毕竟他当时的身份是司机,而吕凡凡是他的老板,老板司机对老板想入非非,不是对老板极大的不尊重吗?所以,当时戴向军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车子开得慢些,再慢一些,最后,终于慢到了极限,完全停了下来,于是,才有了他们分别时那段对话,那段夕阳,以及那段令戴向军难以忘怀的吕凡凡晶莹剔透的泪水。 离开南国传呼之后,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吕凡凡都清楚,包括丁有刚陪他看厂房,赵行长与他洗桑拿,甚至戴向军私下在她身边挖人等等,吕凡凡都清楚。当时吕凡凡很感动,认为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她,为了能配得上她而在拼命努力,因此,吕凡凡甚至在暗中悄悄地成全戴向军,包括成全周柏林他们离开南国去天安。所以,当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要与她一起扼杀天安的时候,吕凡凡当然不予理会。但是,当天安真火起来之后,当天安果然能与南国分庭抗礼之后,戴向军并没有来向吕凡凡表白,这,难道不是对吕凡凡极大的伤害吗? 其实戴向军并没有打算伤害吕凡凡。在商言商。戴向军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商业行为,他没有打算伤害任何人。比如从南国挖走周柏林,戴向军认为南国寻呼是国营单位,而不是吕凡凡私人企业,即便是“挖”,受到伤害的也是南国寻呼,而不是吕凡凡个人,况且,周柏林有跳槽的权利,如果周柏林在南国做得开心,谁也不能把他从那里挖走,而如果他在那里做得不开心,感觉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那么,他可以跳槽到任何一家公司去。而事实上,由于体制的差异,当时戴向军为周柏林所开出的条件是吕凡凡在国营单位的框架内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这个条件是:5%的公司股份,人事档案调到中国华安集团,办理去香港的单程签证。 这样的条件,别说吕凡凡根本就不能开给周柏林,就是吕凡凡自己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虽然周柏林并不一定冲着这些条件才放弃南国加盟天安的,但是,这些条件的开出也确实促进了周柏林的跳槽。关键是这样的条件让周柏林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周柏林的跳槽也就成了必然。 但吕凡凡不这么看。在她看来,戴向军所做的一切就是针对她的,是因为得不到她而对她进行的报复。于是,她怀恨在心。不过,她并没有对戴向军实施反击,因为她是聪明人,会分析,根据吕凡凡的分析,爱得越深,恨得越切,戴向军能这么针对她进行伤害,深层原因还是爱她,所以,吕凡凡还在等待,等待着戴向军大胆地向她表白,如果戴向军这样做,吕凡凡打算放弃一切陈腐的观念,接受新思想,即便不能做正式夫妻,哪怕先做情人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吕凡凡相信,无论从哪方面讲,她一定强过戴向军老婆一百倍,因此,只要戴向军大胆地向她表白,只要她自己不要总是抱着老观念,那么,她和戴向军一定能够走到一起来! 如果她和戴向军成为夫妻,吕凡凡想,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那一定是一场比天安寻呼的横空出世还要大的地震吧?那么佳信个万通两家寻呼台一定大吃一惊吧?那么他们一定既羡慕又嫉妒吧?让他们羡慕吧!让他们嫉妒吧!我们一定过得更好! 吕凡凡甚至想到了她在单位的后果。她想到,如果她和戴向军成为夫妻,那么羡慕和嫉妒的就不仅仅是佳信和万通两个老总,她们单位的领导也一定很不舒服,甚至认定吕凡凡吃里爬外,把南国的人才无偿地提供给了自己丈夫的天安公司。所以,单位领导有可能给她小鞋穿,有可能不为她在新分离出来的南都电信公司安排相应的职务。如果这样,吕凡凡想,我也认了。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往往越甜美的爱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外国有罗密欧和朱丽叶,中国有梁山泊和祝英台,古今中外凡是真正伟大的爱情没有一个是一帆风顺的。吕凡凡还想,自己当了一辈子乖女人,小时候是父母的乖女儿,上学是老师的乖学生,到社会上是组织上的乖干部,总是为别人活着,总是为别人的好感觉和好看法而活着,现在都四十了,也该为自己活一次了,也该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活一次了! 但是,吕凡凡是一个在传统观念下长大的女人,她不可能主动联系戴向军,更不可能主动对戴向军敞开心扉,吕凡凡所能做的,就如她小时候唱的一首歌——时刻准备着,但不会为实现某某主义时刻准备着,而是为迎接戴向军的表白时刻准备着,准备一旦戴向军向她表白,她就立刻放下一切架子,扑到戴向军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把这些天的委屈全部哭出来,把这么多年的压抑全部哭出来。这么想着,吕凡凡就果然哭了。 吕凡凡还在等待,佳信和万通两家公司却不能等了,他们开始反击,但反击的对象不是天安,而是南国,因为他们认定,天安是南国的爪牙,擒贼先擒王,打蛇先打头,他们现在要打的,就是南国。 这一天,吕凡凡像往常一样上班,但一到公司,马上就感到气氛不对。大家都躲避她的目光,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主动迎上来。 刚进办公室,秘书就小心地进来报告,说王副总和客户中心的左经理要来汇报工作。 “什么时候?”吕凡凡问。 “就在门口等着。”秘书小心地说。 就在门口等着?吕凡凡想,我刚刚从门口进来呀,怎么没有看见? “还等什么,快叫他们进来。”吕凡凡说。 王副总和左经理进来的时候,有些拘束,准确地说是有些腼腆,不好意思,言欲又止的样子。 吕凡凡心里一惊,马上就想起了周柏林,当初周柏林走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难道你们两个也要走?吕凡凡想,这个时候你们可不能再走了呀,如果这个时候管技术的副总和管市场的经理再走,那么南国就真成空架子了。 心里虽然这么想,但嘴巴上肯定不能这么说。吕凡凡露出微笑,把眉毛向上挑了一挑,用尽可能轻松俏皮的口气问:“怎么啦?两个大老爷们,怎么突然腼腆起来了?” 吕凡凡这样说当然是故意制造轻松气氛,既是为了让王副总和左经理轻松,也是让她自己轻松。她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当年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都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时候,何况我呢。所以,这时候吕凡凡的这番表现,既可以理解成是大将风度,也可以解释为破罐子破摔,总之,即使是面对最困苦的局面,她也只有笑脸迎接,而不能说半句软话,尤其是在自己的部下面前。 见吕凡凡这样,王副总和左经理果然笑了一下,但是,他们笑得并不比哭好看,而且刚刚笑完,左经理就真哭起来。 吕凡凡马上就意识到情况比她猜想的严重,因为即便是辞职,是跳槽,左经理也不会哭的。 吕凡凡严肃起来,眼睛瞪着王副总,认真地问:“怎么回事?” “出事了,”王副总说,“出大事情了!” 接着,王副总就把最近出现的异常情况说了出来。原来,最近几天可户中心突然接到许多投诉,反映经常收不到传呼,或虽然收到传呼却显示乱码的情况,刚开始左经理并没有很在意,只是按照正常的服务程序对客户做解释和说对不起,他以为过两天就没事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去年也发生过,后来查清是受太阳黑子活动的干扰的结果,过两天就没事了,但这次不一样,一连三天了,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明显超出正常差错范围,才不得不向王副总汇报。王副总接到报告后不敢怠慢,立刻派人巡查、测试发射系统,发现所有的发射机均工作正常。可客户服务中心的投诉愈演愈烈,甚至引发退机潮。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吕凡凡问。 “只有一种可能,”王副总说,“有人蓄意破坏。” “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吕凡凡又问。 王副总摇摇头,说还没有,所以才向您汇报。 吕凡凡想了想,马上就做了部署。第一,立刻向公安部门报案;第二,马上向电信管理局反映汇报;第三,明天就登报,向客户道歉,使用“不排除有竞争对手恶意破坏可能”的字样,给他们施加压力。 三管齐下之后,效果明显,所有的寻呼都恢复了正常。既然全部恢复正常,那么,就意味着所有的干扰发射都全部停止了活动,也意味着公安部门即便使用最先进的电子测向仪器也测不到目标了。公安方面的解释是一场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太阳黑子活动所造成的,而吕凡凡更相信是竞争对手的蓄意破坏。道理明摆着,如果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那么同一城市的天安公司为什么没有受到干扰?佳信和万通也没有受到干扰,偏偏只有南国受到极大的干扰?但这只是她的推测,没有更直接的证据,只能不了了之。 然而,无论是太阳黑子活动也好,是对手的蓄意破坏也罢,南国寻呼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相当多的老客户都忍受不了这样的折腾,退机了。而最大的收益者是新成立的天安寻呼,因为天安“入户送机”,南国的老客户本来就看着眼馋,苦于没有理由从南国退机,或者说不愿意承担退机损失,现在正好找到一个茬子,责任在南国寻呼,他们可以退机而不承担损失,当然是立刻退机转而投奔天安。如此一来,天安的客户拥有量一下子就超过了南国,成为南都最大的寻呼台,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安帝国已经在南都大地上正式诞生了!

印有公安标记的三菱吉普车还在行使。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但光线柔和,晨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微微有点泛红,可并不刺眼,给戴向军的感觉和北方冬天里的阳光差不多。看着疾驶而过的山丘和田野,戴向军产生一种自己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感觉,心情自然好起来,像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那样朝窗外张望。突然,在一个大拐弯处,他看见远处山水之间有一片漂亮的建筑。 南都红楼!?戴向军几乎要叫出来。 不错,确实是南都红楼! 戴向军并不知道这条路正好经过南都红楼。来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呢?是当时没有走这条路?还是来的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向外面张望?不管怎么说,南都红楼确实就在眼前。换句话说,从南都市区通往南都红楼的路其实就是通往城北监狱的路。这怎么可能呢?戴向军想。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陈四宝现在在香港。按戴向军的观点,他现在完全可以回南都了,还说香港也是中国领土,你老哥真要是有事,在香港也未见得安全。陈四宝说那不一样,眼不见为净,事大事小,走了算了,回到南都,天天和那么多熟人碰面,万一哪一天哪个熟人不高兴,把旧账一翻,送我进去也不一定。 “再说,”陈四宝说,“我这个人喜欢排场,在香港,我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回到南都你让我排场我也不敢呀。” 戴向军知道陈四宝是心虚,也就不勉强,说如果这样,咱兄弟要是想见面,就只能我去香港了。陈四宝说来香港好啊,来香港我请你上伊丽莎白公主号,开到公海上,哪国的法律都管不着,你想怎么排场就怎么排场。 陈四宝不属于那种光耍嘴皮子的人。大概因为关键时刻没有借钱给戴向军的缘故,他总觉得有些抱歉,所以每次戴向军去香港,陈四宝都热情招待。这次戴向军又去香港,还是陈四宝请他去“排场”的。不过,戴向军去香港的目的了却不完全是为了“排场”,而是寻找商业机会。香港自由,繁荣,又是国际金融中心,戴向军总感觉这里有他的商业机会,但具体的机会在哪里,他并没有找到。眼下他的南都天安寻呼生意红火,但戴向军心里并不塌实,说到底,他进入这一行本来就晚,加上在资金问题上耽搁一些时间,等他真正开张的时候,寻呼业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大不如以前,所以戴向军必须寻找新突破。 陈四宝倒挺热情,曾经劝戴向军和他一起做金融服务生意,可戴向军细一打听,所谓的“金融服务”其实是地下钱庄,相当于货币走私,属于违法生意。戴向军不想再做违法生意了,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政策不明朗,做些出格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现在规范了,再做这类生意就没道理了,所以他不但自己不想做,还劝陈四宝也不要做。陈四宝说你讲得倒轻巧,能做合法生意,哪个狗日的愿意做违法生意?于是戴向军就答应,一旦他在香港找到合法的商业机会,就带着陈四宝一起做。陈四宝说好,我等着。 戴向军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一看,是吕凡凡。现在戴向军已经使用中文机,能直接看留言。留言非常简单,就三个字:你好吗? 虽然只有三个字,但是在戴向军看来,胜过千言万语。 离开南国寻呼之后,戴向军再没和吕凡凡联系过,主要是生意太忙,没有闲心,另外就是觉得自己从她身边挖那么多人过来,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再说戴向军也不知道联系上了之后对吕凡凡说什么,所以就干脆不联系。不过,戴向军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相反,还经常想着她。这些年戴向军事业成功,老婆又不在身边,周围的诱惑不少,每次遇上这种情况,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吕凡凡,具体地说,就是拿这些诱惑者与吕凡凡做一番比较,而比较的结果总是吕凡凡胜出。吕凡凡身上那种高贵,那种优雅,那种自信,那种人格独立处事果敢的作风和压倒一切的正气,是戴向军身边任何一个诱惑者都不具备的,而戴向军最喜欢的可能恰好就是这些。戴向军甚至想过,只有找吕凡凡这样的人做老婆他才心满意足,才能抵御一切诱惑。但是,他并没有主动联系吕凡凡,而且凭他对吕凡凡的了解,吕凡凡更不会主动联系他,于是戴向军就在心里感叹,这世界上太相爱的人往往是非常相象的人,就像一对平行线,走向完全一致,却永远不会重叠,没想到,今天吕凡凡主动给他留言了,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字,但在戴向军看来,这三个字所包含的内容不是胜过千言万语吗? 戴向军第一反映是立刻回去。想了想,并没有这么做,主要是已经过了罗浮桥,到香港了,这时候再返回南都,和明天返回没有多大区别,而对陈四宝也不好交代,如果已经到了香港,因为接到一个女人问候的三个字就立刻掉头返回,还不被陈四宝骂成重色轻友?再说吕凡凡的事情不是急事情,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于是,戴向军给吕凡凡回了一个传呼,说自己现在在香港,明天就回来,回来之后再联系她。 陈四宝是什么人呀,一见面,马上就感觉到戴向军哪里不对劲。问他怎么了?戴向军说没怎么。陈四宝不相信,说没怎么你怎么心不在焉的?戴向军笑笑,说自己没有心不在焉。陈四宝说不对,你回答没有心不在焉的时候就心不在焉。戴向军真笑了,说你给我玩绕口令呢。陈四宝没有再说什么了。两个人坐下之后,没有用陈四宝再问,戴向军就自己叹了一口气,没说话,把传呼机递给陈四宝。陈四宝接过去一看,也严肃了,并且以老大哥的身份批评戴向军。 陈四宝说:“你老弟现在比我壮,我没资格说你,再说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劝赌不劝嫖,这种事情老大哥也没办法说你。可你这不是嫖呀,你这是动真格的了,我劝你慎重。弟妹那边就不说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个吕凡凡比弟妹强,可你以后事业越来越发达,接触的女人会一个比一个强,难道你见一个换一个?” 戴向军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她不一样。 “就算不一样,”陈四宝说,“可儿子呢?儿子总是自己的好吧?你说这个吕凡凡比你还还大一岁,你都奔四十了,她总不能再为你生个儿子吧?” 戴向军瞪眼看着陈四宝,没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仿佛陈四宝说的是一件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 陈四宝见他这样,担心自己说重了,把戴向军说傻了,于是停顿了一下,套出香烟,给戴向军一根,自己嘴巴上叼一根,然后先为戴向军点火,再把自己的烟点着,抽一口,再吐出来,想找一个得体的话题把气氛冲淡一些,但找了一大圈,愣是没有找到,可又不能不说话,只好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上。不过,这次他往回收了收。 “真要是这样,你就不该来香港。”陈四宝说。 戴向军仍然没有说话,仍然瞪眼看着陈四宝,但脸上好歹有表情了,这个表情是不解,不理解陈四宝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四宝继续吸着烟,说:“既然你对这个吕凡凡这么上心,还来香港干什么?找她呀,人家都主动给你留言了,你还不跟她谈谈呀。” 陈四宝又想起家乡的另外一句土话,叫“母狗都主动翘尾巴了”,想了,但是没有说,因为这话太难听,有亵渎吕凡凡的意思。 尽管没有说,但由于想到了,所以陈四宝还是忍不住自己偷偷笑出来。 戴向军释然了一些,说:“这么晚了,我怎么回去?再说,如果我要是一接到传呼掉头就回去,你不骂我重色轻友?” 戴向军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也笑了。 陈四宝说:“算你老弟有良心。不过,咱哥们没事,你不来了,电话告诉一声就是了。” 戴向军也像是彻底轻松了,说:“说实话,我当时一接到传呼也想到回去的,可一想到已经过罗浮桥,到香港了,再回去有些说不过去,就给她复了一个机,告诉她明天回去。怎么,你想赶我回去呀?一晚上都不想招待呀?” “哪里哪里,我是很感动,撇下女朋友不见,来见我,我怕自己受用不起呢。哎——”陈四宝突然问,“闹了半天你是到香港之后才接到传呼的呀?那就难怪了,我还以为你在南都就接到她的传呼,然后撇下她不见,跑来见我呢。” “你想得美呢!”戴向军说,“要是在南都接到传呼,我才……” 说了一半,后面的话戴向军不说了。 尽管他不说,陈四宝也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于是,陈四宝就笑,并用手指着戴向军,点了两下,意思说:你小子还是重色轻友! 戴向军假装躲避的样子,表示承认。 “不对,”陈四宝说,“香港收不到大陆的传呼,你骗老哥。” “没骗你,”戴向军说,“刚刚一过罗浮桥传呼机就响了,你说巧不巧。” “有这么巧?”陈四宝好象还是不相信。 “真这么巧,”戴向军说,“我骗你干什么。” 陈四宝一想,也是,没必要骗他,完全没有必要。 “也真巧,”陈四宝说,“要是在晚几分钟,火车一过上水,这么重要的传呼你不就收不到了?” “那当然。”戴向军说。 突然,戴向军脑袋亮了一下,想着这还真是一个问题,每天有那么多的人从罗浮桥来香港,或从香港来大陆,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有传呼机,不是有大陆那边的传呼机,就是有香港这边的传呼机,大陆的传呼香港收不到,香港的传呼大陆收不到,这不是耽误事情吗?难怪有那么多人配两个传呼机,搞得像卖BB机的,要是能实现两地联通,那不是很好?! 戴向军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香港返回南都。陈四宝以为他心里惦记着吕凡凡,能够理解,所以也就没有挽留,高高兴兴地破例起大早送他。可戴向军返回南都之后并没有立刻联系吕凡凡,而是紧急召见他的副总周柏林。 经过一夜的消化,戴向军的想法已经逐渐成熟,简单地讲,就是实现香港和南都的两地寻呼联网,而只要实现了两地联网,就等于实现了香港和整个大陆的联网,这个意义非同小可。这么些天来,戴向军一直寻求自己来香港的发展机会,可一直没有寻找到,没想到昨天在不经意之间,机会突然主动撞到自己脑门上来了!戴向军几乎一夜没有睡着,被这个机会激动着。他初步盘算了一下,如果能够实现两地联通,增加的业务量不言而喻,并且运营成本能大幅度降低,因为只要两地联通,就可以让南都的寻呼员接听香港的寻呼业务,再把寻呼内容返回香港,别的不说,单就香港的人工费用是南都的十倍这一条,就产生巨大的利润空间。考虑到南都和香港语言相同,人文相通,戴向军相信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别人没有想到呢?戴向军想,难道是技术上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戴向军是能存得住气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他并没有对陈四宝说,而是假装没事一样憋在心里,一直憋到天亮,立刻动身回南都。回去找周柏林商量。陈四宝是商人,周柏林是技术人员,戴向军不想把自己这个包含着巨大商业利益的想法告诉陈四宝这样的商人,但他必须和周柏林这样技术人员沟通。 当然,他并没有忘记吕凡凡的事情,正因为吕凡凡给他的一个传呼才让他产生了商业灵感,他甚至相信吕凡凡是那种能给他带来好运气的女人。不过,他回到南都第一想见的人并不是吕凡凡,而是周柏林。他要听取周柏林的意见,如果技术上没有问题,那么,他真是一不小心抱上一个大金娃娃了。 本来是星期天,但对于周柏林这样的天安寻呼主管技术和研发的副总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休息天的,有时候人是休息了,但传呼机并没有休息,传呼机一响,即便自己刚刚睡着,也得爬起来复机,至于对老板戴向军的传呼,那更是有机必复,哪怕是自己正在上厕所,也得提起裤子复机,并且是招之即来。 戴向军以尽量平和的口气对周柏林谈了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做老板的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戴向军认为,老板就是老板,打工的就是打工的,老板不能在打工的面前喜形于色,更不能在打工的面前一惊一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所以,即使是再令人激动的消息或好主意,到了老板嘴里,也应该以尽量平和的语气表达出来,不能让打工的看出老板自己的倾向性。 大概是由于太平和的缘故吧,所以,周柏林听完戴向军的想法之后一点也没有激动,而是沉默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戴向军自己有点存不住气了,问周柏林在想什么?周柏林抬头看看戴向军,回答说在想操作性,并说很多想法听上去很好,但如果没有操作性,等于零。 戴向军知道周柏林的脾气,只好不说话,静静地等着他想。周柏林这样想了一下之后,给出了两个字:不行。 “不行?!”戴向军问。 “不行。”周柏林说。 “怎么不行?!”戴向军问,“既然北京的传呼南都可以接收,南都的传呼北京也可以接收,为什么近在咫尺的香港传呼南都不能接收?南都的传呼香港也不能接收?” “技术上没有问题,”周柏林说,“在技术上,这种业务叫远程接听服务,早成熟了,只需要再添置一些多路复用通讯设备就可以了。关键是如何租用到通达香港的过境长途中继线。而过境中继线涉及邮电、外交、安全等诸多部门,管理复杂,对外商业出租目前还没有先例,估计谁也承租不到。所以,您说的这个想法好是好,但如果不能租用到过境中继线,等于零” 这就是周柏林,在德国留学把人学傻了,说话不会绕弯子,难怪在南国和吕凡凡相处得不是很理想,到了天安,还是这样,幸好,天安实际上是戴向军的私人企业,老板戴向军只注重实际效果,并不太在意他的说话方式,所以,以上这番话戴向军虽然听起来不舒服,但也没有生气,他甚至认为这就是自己与周柏林的区别,或者说是自己这样的老板相对于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为什么自己能当老板,而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当老板?就因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习惯性地把困难想在前头,而且想得很仔细,看上去像是考虑问题周到全面,实质是前怕狼后怕虎,最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在戴向军看来,做任何事情,如果想得太多太仔细,太怕冒风险,那么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比如当年红军飞夺卢定桥,如果让周柏林这样的知识分子讨论,讨论到最后肯定是两个字:放弃。戴向军是军人出身,干工作不讲条件,只认目标。现在,他就认准这个目标了,不管周柏林说什么样的泄气话都不能动摇他。 戴向军自己给自己打气。他心里想,正因为别人都办不到,一旦我办到了,那才显出我独特的优势。等气打好了,他对周柏林说:“能不能申请到中继线是我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抓紧时间拟出具体方案来,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方案需要多大的投资,能为公司节省多少成本。” 周柏林回答:好。 周柏林走后,戴向军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这才感觉到自己困,想睡觉。看了一下时间,才中午,想着现在如果去见吕凡凡,一定是没睡醒的样子,不如干脆先睡一觉再说,反正昨天的复机说今天回来,中午算今天,下午也算是今天,甚至晚上还是算今天。对,干脆晚上再和她联系,造成一种晚上刚刚从香港赶回来的样子更好。这么想着,戴向军就暂时关掉传呼机,睡觉。 明明很瞌睡,却睡不着。老是想着中继线的事情。想着周柏林这人说话虽然不中听,但中用,一下子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如果不能申请到中继线,再好的设想也等于零。戴向军想,没准不会说话的周柏林已经给我这个当老板的留面子了,我这个想法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泡汤罢了。“他们”?戴向军又想,是不是也包括吕凡凡?是不是吕凡凡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但因为申请不到中继线而放弃了?吕凡凡的南国传呼是南都邮电和电信部门的亲儿子,他们都申请不到,难道我就一定能申请到?当然,我有后台,我的后台是华安集团,但华安集团真有那么大的神威吗?就算真有那么大的神威,依总就一定能听我的吗?依长征这个人看上去随和,笑吟吟的,但笑并不代表他认同你的观点,更不代表你提出的要求他答应了。想当初自己为了争取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说得天花乱坠,依长征一直在笑吟吟地听,可听完了之后,不是客客气气地把我打发回来了吗? 戴向军回想起这三年和华安集团的合作,虽然确实无偿地为华安集团承担了南方接待站的工作,但事实上接待任务并不多,换句话说,自己并没有为集团公司贡献多少,如果现在自己突然提出一个额外的要求,弄得不好反而提醒依总了,感觉他这个南方工作站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取消了,不让天安挂靠了,那么自己不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戴向军彻底睡不着了。一屁股坐起来,点燃一根烟,把烟灰缸从床头柜拿到床上,抽起烟来。 按照戴向军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目中的分量,主要取决于自己能被对方利用的价值,现在自己想利用华安集团来帮天安申请过境中继线,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天安公司有什么可以被华安利用的价值,如果没有,干脆想都不用想。戴向军想了半天,除了所谓的南方工作站之外,实在想不出其他价值来了,而作为南方工作站的价值已经被利用过了,要不然,凭什么依长征同意我挂靠在大名鼎鼎的华安下面?已经被利用过的价值就不能再被利用了,天安必须对华安有新的价值,才有可能使依长征为天安提供新价值。但是,对于华安集团来说,天安能体现什么新价值呢?戴向军呆呆地坐在床上想了半天,烟都抽了半盒了,也没有想出一个能与中继线对等的价值出来。 戴向军从床上起来,上厕所,洗脸。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得不承认周柏林说的对。不行。 “他妈的!”戴向军把毛巾一摔,禁不住来了一句国骂,仿佛自己一个绝妙的商业创意被依长征给无情地否定了。 当然,他是下意识的,并不是真骂依长征,依长征并没有错,再说你还没有向人家开口,人家也没有说不给你,你凭什么骂人家? 依长征?!戴向军突然一个激灵,脑袋歪向一边,猛地一想,耳朵上方像忽然开启一道缝。 对呀!戴向军想,天安公司对华安集团或许没有价值,但我戴向军本人对依长征不一定没有价值呀。依长征虽然高高在上,但职位再高,他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的工资总不会高过国务院总理吧?可国务院总理的工资也高不过我手下的副总呀,天安公司虽然远远比不上华安集团的实力,可我说了算呀,整个天安所有的钱可以说都是我戴向军的呀,我只要动用其中的一点点孝敬你依长征,还不把你撑死?如果你依长征廉正,那么你一定就比周柏林穷,我只要给你比周柏林更多的实惠,你早晚得听我的,如果你依长征是个贪官,更好,贪官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那么我给你来个锦上添花,难道你不高兴?而只要你依长征一高兴,事情不就好办了? 戴向军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先喝一杯牛奶,站在窗户边,向远处了望一番,然后重新坐下来,认真梳理一遍自己的思路,看整个计划有没有漏洞,如果有,赶快弥补,如果没有,则找出重点,分清步骤,逐步实施。 这么一梳理,戴向军就把问题归结到两点。第一,华安集团有没有能力租用到中继线,第二,依长征愿意出力。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来是最没有把握的问题,但经过刚才在镜子面前歪脑袋一想,反而不成为问题了,只要工夫下到家,总有解决的办法,那么现在关键是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定依长征愿意帮这个忙,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怎么才能知道华安集团有没有这个能力呢? 戴向军现在需要找一个人商量。这是戴向军的习惯,遇上自己解决不了或没有把握的难题,喜欢找人商量。他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一件事情的智慧远远大于一个人独立思考。当然,对方不能是傻瓜,而是要和自己智商不相上下的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又该找谁商量呢? 找陈四宝不行,戴向军已经答应将来在香港发展的时候带着陈四宝一起做,换句话说,陈四宝将来可能是自己的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就是自己的对手,如果现在就把想法告诉陈四宝了,那么就等于把自己的底牌给陈四宝看了,将来合作的时候对自己不利。 找柯正勇也不行,因为依长征的关系是柯正勇介绍的,如果让柯正勇知道戴向军要孝敬依长征,那么是不是要连柯正勇一起孝敬?如果不一起孝敬,等于得罪柯正勇,如果一起孝敬,不是成本增加一倍吗?所以肯定也不能找柯正勇。 想到最后,戴向军觉得只有找丁有刚比较合适。因为丁有刚跟自己同辈,好说,另外,他处在本行业管理者的位置,对情况熟悉,能说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戴向军给丁有刚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 丁有刚现在是新成立的南都电信的副总,忙着呢,不是随便哪个人想请他就能出来的,但对戴向军例外,一是因为二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二嘛,戴向军现在是天安寻呼的老板,老板虽然不能算行政职务,但有经济实力,社会上许多事情官员摆不平或不好出面摆平的,往往给老板一个电话就搞掂了,所以,从大环境上讲,在南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气,就是当官员的和当老板的往往容易成为朋友。很多领导在自己下属面前架子拉得很足,但是,对社会上的老板一点架子都没有。这也符合潮流,因为当年南都的流行语就是“强强联合”和“优势互补”。 两个人一见面,戴向军当然不能上来就说中继线的事情,而是先装着纯粹是老战友聚会那样七扯八拉谈一些其他事情。他没想到,就这些七扯八拉的闲事,听得他心惊肉跳。 首先,丁有刚说到了吕凡凡,说吕凡凡已经离开南国了,到南都电信当了副总。 “出事了?”戴向军心里一跳,嘴巴上就说了出来。 “没有,”丁有刚说,“升了。升了半级。” 戴向军这才想起来丁有刚也是南都电信的副总,那么,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事?另外,戴向军记忆中丁有刚以前是处长,吕凡凡在南国的时候也是正处级,现在丁有刚说吕凡凡升了半级,那么不等于说他自己也升了半级?戴向军惭愧自己离开官场久了,对这些所谓的级别不是很敏感了,所以,在丁有刚调任南都电信副总的时候,他虽然也表示了祝贺,但并没有祝贺到点子上,具体地说,就是没有在“级别”问题上说恭维话。他今天忽然发觉,丁有刚对“级别”其实是很在意的。那么,现在弥补?不好,戴向军想,即便是恭维,太直接了就没有档次了,所以,先在心里面先打了一个滚,然后才不动声色地把弥补性祝贺的话说出来。 “再升也还是你的手下。”戴向军说。 这话当然是瞎话,既然都是副总,又怎么存在“手下”?但戴向军相信,是不是瞎话无所谓,我们每天对官员说的恭维话有几句不是瞎话?关键要看听的人是不是爱听。只要爱听,瞎话也能当真话听。他相信,这话丁有刚爱听。 果然,丁有刚听了这话之后并没有脸红,相反,还有些得意。 “话也不能这么讲,”丁有刚说,“虽然她排名在后,但大家都是副局级,各有各的分工,也不能说她就是我的手下。” 戴向军见恭维话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决定加把火,但不能沿着原来的话题走,而必须换一个角度。 “当初我们那拨人就你级别最高了吧?”戴向军问。 这当然更是瞎话。别人不说,就说柯正勇,副军职转业,来了就当政府副秘书长,现在已经扶正,正秘书长了,难道不比一个南都电信的副总级别高?明显是瞎说嘛。话说出口之后,戴向军多少有些后悔,即便是恭维对方,也不能过分,如果明显过分,弄不好适得其反,比如某个首长明明短小精干,你偏偏恭维他高大威猛,不等于是骂首长吗?所以,即便是恭维,也不能太离谱,比如对于丁有刚,明明比他们“黄埔二期”的柯正勇级别低那么多,戴向军就不能恭维他级别“最高”,否则,不等于是讽刺他吗? 虽然有些后悔,但已经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收回来,而且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私人约会,没有第三者在场,想找一个圆场的都不可能,总不能让丁有刚替他圆场吧。因此,说完之后,戴向军就有些尴尬。 “差不多吧,”丁有刚说,“柯秘书长就要退了。” 一句话说得戴向军又是心跳。不是丁有刚的大言不惭让他心跳,而是因为柯正勇要退休让戴向军心跳。要知道,柯正勇可是戴向军的嫡系后台呀。 虽然心跳得厉害,但表面上要跟没事一样,不,是装着他早知道这事情一样,只有这样,才能不被丁有刚小瞧。 “他算不错了,”戴向军说,“前几天安置办找到我们,让我们给一名副师职转业干部安排个位置,你猜我给他安排什么?” “什么?”丁有刚问。 “杂牌主任呀。”戴向军说。 丁有刚不解,不知道什么叫“杂牌主任”。 戴向军只好解释,说名义上他这个天安公司是挂靠在华安集团名下的,所以也算是国有企业,因此,就必须党委、共青团、工会、妇联都得有,但我不可能真的搞这么多办公室,安排这么多非生产人员,怎么办?于是,就给一间小办公室,里面安排一个人坐着,门口七七八八挂上好几块牌子,这个在里面坐着的人当然就是主任,但到底算什么主任呢?别说下面的员工不知道,连我这个当老板的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就只能叫“杂牌主任”了。 丁有刚听了自然是笑,说想当年我们为了熬个副团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恨不能自己放火然后再去救火立功,现在你看,副师下来只能在你手下混一个“杂牌”主任,照这样推算,你老兄现在起码也相当于副军职了。 戴向军差点笑出来,想着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级别”上,敢情人要是当了官员,就一辈子和“级别”叫上劲了?不过,戴向军并没有真让自己笑出来,而是一本正经地对丁有刚说:我真希望你步步高升,你级别越来越高,我们的靠山也就越来越大,要是哪一天搞选举,我一定帮你筹款。到时候你可不能不认老弟。 虽然并不知道哪一天能搞选举,但这样的话丁有刚听了还是顺耳。 “放心,”丁有刚说,“亲兄弟不认,也要认你戴联络员。我还等着你帮我拉选票呢。” 这当然更是笑话,两个人哈哈大笑。 笑完,戴向军像是刚刚想起来的样子,说:“我还真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你。” 丁有刚脸上的笑意还没有完全退尽,所以,这时候仍然带着残余的笑对戴向军点点头,意思是你说吧,什么事情? 戴向军把他想申请中继线的事情说了。 丁有刚听着听着就严肃了,听完之后,说,这个想法很好啊。 戴向军说好是好,就怕解决不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点点头,表示有这么严重,并说这不是你们电信一家的事情,涉及到许多部门。 “我这边应该问题不大。”丁有刚以比他目前级别更高领导者的口气说。 “这我相信,”戴向军说,“但肯定非常不好搞,要不然,吕凡凡他们怎么没搞。” “对呀,”丁有刚说,“南国为什么没搞呢。” “所以我说不容易嘛,”戴向军说,“我想请你打探一下,如果华安出面,租用过境中继线是不是可以。” “华安出面应该可以吧。”丁有刚说。 戴向军一抬手,像是要举手发言,也像是要制止别人打扰,更可能是他表达自己重要想法的习惯,然后,才认真地对丁有刚说:“你先帮我打听一下,到底行还是不行,如果行,我就去北京做工作。说实话,能不能做通不一定,就是能做通也肯定费事不少,所以,拜托一定打听清楚,实在不行,我也就不做这个无用功了。” 丁有刚想了想,严肃地点头,说:行。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戴向军谈笑风生,假装对丁有刚透露的两个消息毫不在意,甚至假装早已经知道这些消息的样子,现在两个人分手了,戴向军不用装了,才认真消化这两个消息。 这两个消息对他都很重要。首先说柯正勇退休,尽管柯正勇早晚要退休,戴向军也明明知道柯正勇要退休,但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戴向军还是感到非常震惊,像是柯正勇突然被“双规”了一样震惊。 是啊,柯正勇是什么人,那可是比自己亲娘老子都重要的人呀。虽然戴向军现在翅膀渐渐硬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要找柯正勇帮忙了,但有这么人存在,自己心里踏实,有底。再回想一下,自己能够走到今天,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还多亏这个老首长指点和帮助,现在老首长突然退休,会不会是对自己未来事业不顺利的一种暗示? 呸!乌鸦嘴! 戴向军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又安慰自己,想着只是心里偶然想了一下,并没有真说出口,所以也谈不上乌鸦嘴。戴向军甚至自己为自己开脱,想自己之所以这么想,说明自己还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这么想着,戴向军就真感觉自己很高大,就决定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 戴向军决定尽快去看望柯正勇,明确告诉他自己知道老首长要退休了,可还是来看望他,以表明自己的为人。他相信,如果他这样做了,柯正勇一定非常感动,说不定还能再发挥一次余热。当然,戴向军想,我不是为了余热才去看望老首长的,而是冲着情谊去的。 柯正勇的事情想好之后,马上就考虑吕凡凡的事情。 吕凡凡不当南国的一把手了?改当南都电信的副总?而且是排名在丁有刚之后的副总?这算是升官了吗?是真升官还是假升官?是明升暗降吧。 戴向军设身处地地想了一下,想着如果是他自己,碰到这种情况,感觉自己是升官了还是降职了。想到最后,认定是明升暗降。他宁可在下面的企业做一把手,也不想到上面的管理部门做一个排名朝后的副总。不过,戴向军又想,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吕凡凡未必这么看。一方面,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另一方面,官场上的人和商场上的人考虑问题也不一样,刚才丁有刚不就把这看成是升官吗?不管怎么样,戴向军想,得赶快和吕凡凡联系,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该和她联系了。 戴向军和吕凡凡联系的时间是晚上11点。这个时间,在内地是半夜,除非发生什么非常紧急的情况,否则这么晚是不会打给人家电话的,但在南都,晚上11点可以理解成是一天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间。事实上,刚才丁有刚就是被另一个电话叫走的,否则戴向军还脱不开身。 吕凡凡回答戴向军的电话仍然只有三个字:回来了? “回来了。”戴向军说。 说完,就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了。 戴向军忽然发现,在女人的问题上,自己其实还是相当“单纯”的,和陈四宝或丁有刚在一起,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说,而和吕凡凡怎么就没有话可说了呢? 戴向军又想了一下,觉得也不是,自己和其他女人在一起也是有许多话可以说的呀,甚至在香港的伊丽莎白公主号邮轮上和那些根本不认识女郎,不也是能够说许多话吗?看来,陈四宝说对了,是自己真上心了。不过,这又显得非常不合逻辑,为什么对自己上心的女人反而没有话说了呢?算了,戴向军想,不想那么多了,感情上的事情本来就是最说不清楚的。现在我不要把吕凡凡看成是自己喜欢的女人,而把她看成是自己公司主管部门的领导,面对领导,我该说什么呢? “祝贺你,高升了!”戴向军说。 “你消息蛮快嘛。”吕凡凡说。 戴向军略微想了一下,给吕凡凡的感觉是他因为不好意思而略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如果我一心想知道你的情况,就一定有办法知道。” 这下该吕凡凡因为不好意思而犹豫了。 “你真的一直关心我吗?”吕凡凡说。说的声音非常轻,仿佛是怕傍边有人偷听。 戴向军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说实话,如果吕凡凡并没有当主管部门的领导,而仍然是在南国传呼当总经理,那么,戴向军直接把话岔开就是,但吕凡凡现在不南国传呼当一把手了,而是自己企业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戴向军突然之间就感觉吕凡凡比以前更加亲切,更加可爱,因此戴向军就不忍心把话岔开。 “其实你升官是对我的伤害。”戴向军说。 “哦?为什么?”吕凡凡问。 戴向军先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以前我就感觉自己和你的差距大,所以拼着命搞了一个天安传呼,现在刚刚感觉快赶上你了,你又升官当了我的领导,不是存心让我赶不上嘛。” 吕凡凡电话那头笑出咯咯声。 “什么赶上赶不上呀,赶上又怎么样?赶不上又怎么样?你难道真是因为我才搞了一个天安传呼?您以为我十八呢。”吕凡凡虽然因为笑而合不拢嘴,但声音还是顺着电话线准确地传了过来。 “我没有以为你十八,”戴向军说,“但你的性格具有双重性。” “什么意思?”吕凡凡问。 “从工作上来说,你相当成熟,成熟得甚至超过你的实际年龄,但在情感问题上,你又相当幼稚,幼稚得根本就没有十八,像个少女。” 吕凡凡听戴向军这样一说,笑不出来了。不但笑不出来,而且还哭出来。当然,并没有哭出声音来,只是眼泪掉了出来。 或许,是因为戴向军说到了她的痛处,使她想到自己四十还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正经谈过恋爱。当然,她不好意思往下想,想到自己还是处女,一个四十岁的老处女! 或许,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流眼泪,恰恰相反,是因为激动而流泪。因为毕竟,戴向军一下子说到她的心坎上。吕凡凡自己就是这么看自己的。她认为自己政治上相当成熟,而情感上又绝对纯洁,纯洁到至今都还没有让任何男人碰过。她没想到戴向军把她看得这么透,这么准,吕凡凡当场有一种终于遇到一个知音的感觉。 “是啊,”吕凡凡说,“哪像你那么老练,拿得起,放得下。” 戴向军知道吕凡凡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他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不管以后怎么样,现在尽情地向吕凡凡抒发情感总没有坏处。如果有缘分,自己娶一个吕凡凡这样的老婆有什么不好?如果没有缘分,自己拥有吕凡凡这样的情人不是赚了?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故事,无论从哪方面讲男人都不吃亏,考虑到自己老婆不在身边,有一个像吕凡凡这样情人当然是一件惬意的事情。况且吕凡凡并不是没有身份的女人,不会因为和自己有一层关系而死缠住自己。再说,如果真缠住也是好事情呀。戴向军想,如果自己真被吕凡凡缠住,那么吕凡凡就要想办法让他和徐秀文离婚,而与老婆离婚这种事情,这办法那办法,到最后都是钱的办法,如此,你吕凡凡就帮我赚钱吧。假如说我们做企业的老板是运动员,那么你们当行业管理部门的领导就是裁判,裁判想帮运动员,那还不容易? “对别人或许是的,”戴向军说,“但对你不是。” 吕凡凡内心波澜了一下,但嘴巴上却不动声色。 “是吗?”吕凡凡说,“对别人怎么了?对我怎么了?” 戴向军故意停顿了一下,既给吕凡凡一个听的准备,也让吕凡凡相信他是认真的。 “陈四宝讲得对,”戴向军说,“我对你太上心了,所以在你面前就不敢表达了。” 吕凡凡内心的波澜壮阔了一下,但她不打算让她溢出来。 “陈四宝是谁?”吕凡凡问。 “我一个老乡,好朋友,在香港。” “你到香港就是找他的?”吕凡凡仍然避重就轻。 戴向军说是。 “你把我们的事情对他说了?”吕凡凡问。 “我也不想说的,”戴向军说,“但实在忍不住,憋在心里太难受了,不找一个人说说实在受不了,所以就说了。” 吕凡凡沸腾了,明显感到胸口的血液往嗓子上面涌。 “说什么了?”吕凡凡问。有点变声,但内容仍然清晰。 “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呀?”戴向军说,“你真是冷血动物?真是心中只有事业没有爱情?真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吕凡凡再次涌出眼泪。这次比刚才严重,因为伴随眼泪的还有鼻涕,戴向军并没有听见她流眼泪的声音,但吕凡凡擤鼻涕的声音被戴向军听出来了。于是,他看到了机会,一个过了这个时机今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突破的机会。 “你在家吗?”戴向军问。 吕凡凡发出一个非常含糊的声音,但戴向军仍然能听出清晰的意思——“是。” “我能来看你吗?”戴向军问。这次是戴向军声音非常轻。 虽然轻,但穿透力极强,隔着电话线,直接穿透到吕凡凡的大脑里,不,应该说是直接钻到吕凡凡的心里。 吕凡凡不说话。从电话里面传过来的,只有吕凡凡的呼吸声。戴向军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呼吸声。 他胆子大了一些。说:“我过来。”然后,没等吕凡凡回答,立刻把电话挂了。 戴向军在去看望柯正勇的时候,曾经为自己应该带什么礼物犯了一些愁,但并没有愁多久就忽然开朗。带什么?带现金呀!戴向军忽然发现,送礼最好送现金。现金可以换成任何东西,收礼的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任何时候把它变成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即便遇到极端的情况,收礼人是葛郎台,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钱,也没关系,他可以自己在家把房门关上,再拉上窗帘,数钱就是。所以,对于收礼的人来说,只有收钱最实用。另外,送现金一目了然,不需要收礼人费劲计算收到的东西到底值多少钱,避免因错误估算而对送礼人或对收礼人造成不公平。比如有些人喜欢送名人字画,看上去是雅了,但常常会发生收礼人把赝品认做珍品或把珍品认作赝品的情况,造成双方误解,达不到送礼的目的,影响送礼效率,所以,为了提高送礼效率,最好还是送现金。不过,戴向军这次给柯正勇送现金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只是感觉柯正勇马上就要退休了,一定很失落,这时候,自己送现金他一定很感动,就好比柯正勇当年刚刚从部队转业的时候,一下子没有人喊首长了,非常失落,而戴向军在“黄埔二期”一天到晚“首长”长“首长”短,搞得他很感动一样,而当初正是由于柯正勇的感动,才导致戴向军没有去劳改局,改去交管局,最终才有了他今天的辉煌。今天,戴向军破费一些金子,即便不能达到当初喊“首长”同样的效果,他也认了,就算是对柯正勇这么多年来对他关照的一个最后报答吧。 戴向军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因此心情就比较愉快,但是,一见到柯正勇,愉快的心情立刻沉重下来。才几个月没见面,老首长竟然一下子老了那么多。这还没有退休呢,戴向军想,要是真退下来,还不真成老头子了? 戴向军很想安慰柯正勇几句,但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安慰,思考一下,想着既然绕不过,不如干脆把话挑透,说不定挑透了反而能减轻老首长的心理负担。 “听说您要退居二线了?”戴向军问。问得比较小心。 柯正勇愣了一下,说是,快了。 “荒唐!”戴向军说,“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一刀切,不实事求是。同样是六十岁的人,有些人身体状况差,思想也跟不上形势,早该退下来,可像您这样身体这么好,能力这么强,却也要退下来,这不荒唐嘛。” 柯正勇苦笑了一下,说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再说凡事不能破例,一旦破了例,谁都可以说自己情况特殊,到时候,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规矩又破坏了。 戴向军觉得奇怪,既然老首长思想觉悟这么高,能把问题看得这么透,那么,一说自己要退休,干吗老得这么快?或许,他前段时间思想不通,苦恼了几个月,现在思想已经通了? 通了就好。戴向军想。 戴向军无奈地摇摇头,然后自然地把现金取出来,自如地放在桌子上,说:“不管您退还是不退,您都是我的首长。只要我小戴有干的吃,就决不让首长喝稀的。天安公司存在一天,我就请您做一天的高级顾问。这是今年的顾问费,您先收着。” 柯正勇看看桌子上的几摞现金,又看看戴向军,说:“这个、这个、这个不好吧?”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戴向军说,“如果您还在秘书长的位置,我不敢让您犯错误,现在您退休了,不存在权钱交易了,我孝敬您也不担心您怀疑我有什么目的,您收顾问费也与职务无关,怕什么。” 柯正勇显然已经被感动了,虽然戴向军以前也孝敬过他,但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在戴向军明知他即将退下来的情况下特意来孝敬他的,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柯正勇确实很感动。但感动归感动,原则归原则,柯正勇的做人原则是无功不受禄,这次如果收了戴向军的钱,就是无功受禄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再也没有办法帮戴向军了,即使开一张远期承兑汇票都没有用,因为他即将退休了,而对于官员来说,退休比“双规”还可怕,“双规”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退休相当于判了死刑,彻底破产了,开出去的远期汇票永远没有办法承兑,等于废纸一张,所以,柯正勇实在好意思收戴向军的钱。可既然戴向军已经把钱拿出来了,难道还真让戴向军把钱重新装回去?如果自己以前从来就没有拿过戴向军的钱,还好说,但以前拿都拿了,今天突然不拿,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有假正经嫌疑。好比一男一女两个同事,以前经常在一起偷情,今天其中的一个找上门来了,另外一个如果找不出适当的理由,怎么好拒绝呢? 这么想着,柯正勇就开始为自己收这个钱找理由,但找了一圈,实在找不到,就只好换一个思路。 “最近你的生意怎么样?”柯正勇问。 戴向军听柯正勇这样问,知道他已经接受这笔钱了,现在是没话找话把话题扯开。于是,戴向军习惯性地按照报喜不报忧的原则说托老首长的福,生意好,非常好。 柯正勇又问:“资金周转怎么样?” 这句话让戴向军心里一惊,他发觉柯正勇并不是在打哈哈,而是有正经话要说,否则,不会具体问到他资金周转的情况。 难道他要借钱?不可能。戴向军想,如果是首长自己借钱,根本不需要问我的天安公司资金周转情况,天安公司无论资金周转状况怎么样,也不至于连他个人的需要都满足不了,如果是单位借钱,戴向军又想,更不可能,柯正勇的单位是南都人民政府,这么大城市的一个政府,怎么可能找我的天安公司借钱呢?再说,柯正勇是马上要退休的人,绝对不会为了单位的事情来向我戴向军个人讨人情。那么,戴向军推测,就只能是好事情,是柯正勇接受了我的好处,想给回报,所以打算动用自己最后的一点权力,介绍一笔非常合算的生意给我做。 “没问题,”戴向军胸有成竹地说,“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戴向军故意以为是柯正勇要向他求助,假装非常爽快地答应。 柯正勇略微停顿了一下,或者说是思量了一下,说前几年兴办实业的时候,政府办公厅也凑热闹,在郊区一块据说是风水宝地的地方兴办了一个度假村,但还没有等正式开张上面政策就变了,不允许机关事业单位兴办实业了,于是那个度假村就荒废了,成了办公厅的包袱,本来这是前任秘书长留下的尾巴,不干他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过问,但现在他要退休了,想做点好事情,干脆把它处理掉算了,你如果有兴趣,明天我们俩一起去看看。 戴向军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情,说好,老首长真是高风亮节,您不但是为办公厅做好事情,也是为我们天安做好事情,我们南都天安担负着华安集团南方接待站的任务,一直想找一块风水宝地搞一个度假村,提高接待能力和接待质量,事情如果做成了,我一定按公司内部奖励制度感谢老首长。 “啊,”柯正勇说,“感谢倒不必,你先看看,看看再说。” 还用看嘛,政府办公厅选的地方,能差吗?清山绿水,外带温泉,离公路不近不远,正好500米,步行出来嫌远,可到度假村来的人有几个是走路的?500米距离正好是制造幽静的路程,关键是基础设施包括从公路到度假村的水泥路都已经建设好了,接手过来之后,只要稍微做点绿化工作和添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就可以开张了。至于价格嘛,柯秘书长也不含糊,公事公办,按实际投入出让。可考虑到当初办公厅下属的实业公司在开发这个度假村的时候,很多材料都是拉赞助来的,并没有花钱,那么,今天出让给天安公司的时候,当然也就不能收钱,否则,收回来的钱往哪里入帐呢?即便是有些真金实银花出去的钱,前任秘书长为了不给自己留尾巴,在退居二线的时候早想办法冲掉了不少,到了柯正勇手上之后,为感谢前任的栽培,也不断地帮着冲帐,所以,现在账面上这笔支出已经非常少了,少到戴向军不敢相信的程度,他甚至为老首长担心,担心这样做别人会说闲话。 “放心,”柯正勇说,“天安是华安集团的下属企业,国营单位,我们这是公家对公家,不是我个人对你个人,别说我让你承担了账面支出,就是白送给你,看在我要退休的份上,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果然,戴向军以极低的价格接手这个度假村后,办公厅那边没有一个人说一句闲话,相反,还认为柯正勇这人厚道,临退休了,还不忘前任秘书长的知遇之恩,帮着前任擦干净屁股上最后一点污迹。 柯正勇“处理”给戴向军的这个度假村叫“南都红楼”。名字是戴向军接手之后起的。接手之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规划图上的名称临时沿用这个地方的老地名,叫野猪林,听上去像《水浒》上土匪出没的场所,当然不能长久使用。戴向军想着既然名义上是给华安集团作为南方接待站用的,所以就应该有些神秘感,但怎样才能体现神秘感呢?开张前夕,他带着吕凡凡来检查指导并享受甜蜜的时候,对吕凡凡谈起名字的事情,吕凡凡想都没想,马上就说叫“红楼”,并说“红楼”几能体现神秘,又能表现浪漫,联想到当时正在流行的一本书《红墙内外》,和戏曲《白蛇传》上的“红楼交颈春无限”,戴向军当即采纳,从此,这块世外桃源般的度假村就有了正式的大号,叫“南都红楼”,并且上报华安集团总部备了案。 说吕凡凡到南都红楼来享受甜蜜当然没问题,可怎么能说是“检查指导”呢?别说,还真是“检查指导”,因为戴向军为了“一楼多用”,同时赋予南都红楼两个身份,除了作为华安集团南方接待站之外,另一个身份是南都电信培训中心。当然,所谓的“身份”,无非就是多挂一块牌子的事情。接待华安集团领导的时候,挂上华安南方接待站的牌子,接待南都电信领导的时候,挂上南都电信培训中心的牌子,特殊情况下两拨人都来了,同时挂上两块牌子也无妨。其实这些都是虚的,实质上,南都红楼就是天安公司的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戴向军个人的资产。戴向军“一楼多用”的创意当然是出于公共关系的需要,但也不离谱,并且符合南都当地老百姓的民俗习惯。在南都当地,很多老百姓逢年过节都要拜祖宗,并且很大方,有时候甚至贡上一整头烤猪,搞得老祖宗很感动,但是,拜过祖宗之后,这些贡品并没有浪费,该拿来招待客人就拿来招待客人,该自己享用就自己享用,早已经实现了“一品多用”,戴向军把自己的南都红楼今天挂上华安南方接待站的牌子,明天挂上南都电信培训中心的牌子,其做法也算是入乡随俗吧。另外还要说明一下,南都电信在这里培训是要收费的,这当然是南都电信分管副总吕凡凡对戴向军的一项关照,相当于南都电信给天安创收。因此,在正式开张之前,从工作程序上来说,吕凡凡至少要来南都红楼实地考察一次,所以,那次吕凡凡来南都红楼确实可以说成是“检查指导”,而不是单纯来与戴向军享受甜蜜的。至于吕凡凡为什么要特别关照戴向军,不用说也能想象得出。简单一点讲,此时的吕凡凡与戴向军的关系已经实现“突破”。 几个月前的那天晚上,戴向军说完“我过来”之后,没有等吕凡凡答复,立刻就开车过去了。戴向军是过来人,对女人了解,知道对于像吕凡凡这样有身份的女人,即便想男人想得发疯,也不会上赶子主动请男人到家里来。相反,就是男人主动要求来的时候,无论她们心里怎么想,嘴巴上一定都会拒绝。为了不让吕凡凡拒绝,戴向军干脆说完“我过来”之后就把电话挂了,不给吕凡凡拒绝的时间。 戴向军曾经当过吕凡凡三个月的司机,轻车熟路,放下电话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吕凡凡家的楼下。把车停好,来摁门铃了。 单元的防盗门仿佛认识戴向军,戴向军刚一按,门铃还没有来得及放开嗓子叫,就听喀嚓一声,门开了。 戴向军尽量稳住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地上了楼,来到吕凡凡家门口。没有敲门,怕晚上敲门响声大,像僧敲月下门,传得远,影响不好,于是,就用力推了一下,没想到吕凡凡的房门并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 戴向军一闪身进去,立刻就把门关上,却发现吕凡凡就在门后面。可见,吕凡凡并不是天天睡觉不锁门,而是特意来为戴向军开的门。 戴向军看见吕凡凡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她比以往小,整个人仿佛刚刚经历了脱水,缩下去一圈。戴向军估计是穿了睡衣的原故。平常戴向军见到的吕凡凡都是穿了在香港特别订做的职业装,最大特点是看上去挺拔,精神,能干,肩膀是平的,胸脯是挺的,脖子是直的,因此人就显得高大一些,现在吕凡凡穿了睡衣,而且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想躲避什么,因此人就缩进去不少,起码脖子明显缩下去不少,加上有些恐慌,体形和神态都一下子年轻许多,简直像一个少女了。 戴向军突然产生一种怜悯,感觉吕凡凡在外面那么风光无限的女人,脱了职业外套之后其实并不高大,倒是一副需要别人保护的样子。但另一方面,吕凡凡这副样子倒更像一个女人,一个能引起男人欲望的普通女人。总之,不知道是戴向军想保护吕凡凡还是想占有吕凡凡,或者是既想保护吕凡凡也想占有吕凡凡,甚至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保护就是占有,占有就是保护,反正戴向军在既想保护又想占有的双重思想支配下,一下子把吕凡凡揽到自己怀里,紧紧地抱住。吕凡凡这时候表现得真像少女,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准备好了,但没有想到最神秘最神圣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就已经感到两个胸脯被戴向军紧紧挤压住了。她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因为戴向军的嘴巴像一个罩子,严严实实地把吕凡凡的嘴巴罩住了,她想张嘴,却正好迎接了戴向军的舌头。戴向军的舌头很有活力,像一条鱼,见到水就翻腾起来,把吕凡凡的五脏六肺都搅动开来。她显然不适应,想用手推戴向军,可戴向军一只手把她勒紧,另一只手从她睡衣的下摆伸进来,捏她的Rx房和乳头,让她在四海翻腾之后再来一个云水怒。戴向军乘胜追击,顺势而下,挑过睡裤和底裤的松紧带,直接抚摩到吕凡凡身体的最私密处。 吕凡凡毫无反抗之力了。当然,也许一开始她就没打算真正反抗,所谓的反抗只是本能或象征性的动作罢了。但是,当吕凡凡想彻底开放自己的时候,戴向军却主动停止了前进。他发现吕凡凡居然是处女!戴向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吕凡凡处女!他心中对吕凡凡怜悯的成分加大,忽然产生一种罪恶感,感觉自己很卑鄙。戴向军跪了起来。而此时的吕凡凡是躺着的,一丝不挂地躺在他面前。眼睛是闭上的,还充满泪水,就跟暴露在戴向军眼前的私密处一样。戴向军伸出自己的两只手拉住吕凡凡的双手,想把她拉起来,但吕凡凡并没有打算起来,反而把戴向军向她的身上拉。虽然力气不大,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凭她那点力气是没有办法把戴向军拉到她的身上的,但吕凡凡的拉力具有指导作用,指引了戴向军的前进方向,终于使戴向军重新俯下脑袋,把整张脸填埋在吕凡凡的两个Rx房之间,于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 突破是一种质变。当吕凡凡与戴向军的关系实现突破之后,她自然就给予戴向军力所能及的关照,包括她把南都红楼定为南都电信的培训中心,也包括她在天安开发南都与香港寻呼联通业务上的鼎立支持。 事实上,此时的戴向军不仅与吕凡凡的关系实现了突破,他与柯正勇的关系也实现了突破,或者说也发生了质变,并且这种突破有更具现实的意义,直接导致了过境中继线问题的解决,为天安集团实现战略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柯正勇以相当于白送的价格“处理”给了戴向军一个度假村,戴向军当然要感谢,感谢的数目不大,只相当于度假村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就这,也是好几百万,柯正勇不吃不喝不穿不住一辈子的工资奖金福利全部存起来加上银行利息也挣不到这么多钱。正因为数目惊人,所以,柯正勇和戴向军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或者说,产生了突破。在此之前,柯正勇和戴向军的基本关系是老首长和老部下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偶尔也发生权钱交易,但大家身上还都穿着遮羞布,对柯正勇来说,还可以说成是关照老部下,是爱才,是帮忙,对戴向军来说,可以说成是孝敬老首长,说成是“顾问费”,现在一下子给了几百万,就不是“孝敬”和“顾问费”这么简单了。彼此心照不宣,成了一跟绳子上的两个蚂蚱,命运一体。于是,戴向军在柯正勇面前也就不用任何遮羞布了,可以坦诚相见,有什么说什么,直接把他想实现南都和香港传呼联网计划说了,并说他已经找丁有刚打听了,只要华安集团那边出面申请,这边问题不大。 柯正勇现在也非常有经济头脑,一听就知道戴向军的设想非常好,同时责怪他不该把丁有刚扯进来,说只要华安那边出面,这边肯定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别看他已经退休了,出面协调一下的能力还是有的。 戴向军有苦说不出,心里想,这是现在呀,当初我敢找你吗?找了你你能这么爽快吗? 戴向军承认错误,说自己没有经验,以后还望老首长多指点,并说也就是找丁有刚打听了一下,并没有让他介入很深,真正的内幕丁有刚并不知道。 柯正勇听了戴向军解释之后放心一些,开始为戴向军争取依长征的支持出谋划策。 “你抓紧度假村的装修,如果时间不够,先集中精力装修其中的一两栋别墅,装修的档次要高,我这就出面请老依来南都检查工作。”柯正勇说。 戴向军立刻心领神会,以最快的速度把度假村外表装修一新,并集中力量极尽奢华地装修了其中的两栋位置最好的别墅,初步具备了接待依长征来检查指导的条件。柯正勇那边也不含糊,打电话给依长征说趁他现在说话还不完全等于放屁,请老朋友无论如何给个面子,来南都看看,再往后,你就是想来我也没有能力接待你了。不知道是依长征早有此意,还是见柯正勇说退就退了,不忍心不给他面子,甚至是从柯正勇说退就退想到他自己不远的将来,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总之,他还真来了。 依长征一到南都,柯正勇立刻动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冷下去的余威,要了一辆平时只有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才动用的顶级轿车直接从机场停机坪把依长征接走。但没有接到市委接待处,而是接到“南都红楼”。在度假村的门口,柯正勇示意停车,假装请依长征下来与他一起走走,看看这里独特的风景,其实是故意给依长征一个意外的惊喜。果然,一见到大门口“华安集团南都接待站”的牌子,依长征惊呆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手下的一个南方接待站竟然是这么一个大的度假村,无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建筑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他的北京总部,依长征惊讶的程度,不亚于突然发现自己年轻时候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个情种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去年刚刚进入福布斯财富排行榜,而这个超级富豪私生子竟然找上门来认他做老子一样。 不用说,在以后几天具体的“检查指导”过程中,戴向军接待得无微不至,极尽奢华,让依长征体味到在北京即使能体味也不敢体味的荣华,而柯正勇呢,则在旁边使劲举着重捶敲边鼓,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依长征天生就是享福的命,看看你一个南方接待站就这等规模和气派,站长又这等能干和忠诚,闹得我后悔没有把这个戴向军留在自己身边,这样吧,等退休了,你就来南都,我沾你的光,我们就住在你的南方接待站,天天泡温泉,夜夜当新郎。 最后一句当然是笑话,所以,依长征听了之后与柯正勇一起哈哈大笑。 趁着笑,戴向军和柯正勇一唱一合把申请过境中继线实现香港和南都寻呼联网的想法说了。 “这是好事情呀,”依长征说,“香港就要回归了,既然都要回归了,寻呼实现联网还不是应该的吗?” “应该,应该。”戴向军和柯正勇齐声附和,如此,一桩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就在南都红楼温泉浴里面变成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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